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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用似乎為做書來到這個世上的。他在鎮江長大，他傢附近有傢印刷鋪子，成瞭他常去玩樂的地方。像他那般大的孩子，不是擲銅板，就是打彈子，他不，他在印刷鋪子裡檢鉛字，拾廣告紙、小畫片。小小年紀，居然對圓盤機、對折機、石印機等印刷機器發生瞭興趣，向往著長大瞭做個印刷廠學徒工。後來終於夢想成真，成瞭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的一員。
對范用，北京文化圈裡稱他“三餐廳油煙多先生”，哪“三多”？書多，酒多，朋友多。最近我才知道，這個專利權屬張昌華先生。
書多自不用說，他是出版人，閱讀不光是個人愛好，也是他的工作，還能書不多？酒多則純粹是他個人愛好，據他自己說，這是他外婆教的。他外婆是紹興人，在鎮江做酒生意。他外婆常愛喝點酒，喝酒時常用筷子蘸瞭酒讓他嘗酒味，長大後又結交瞭一群酒友，便大酒三六九，小酒天天有瞭。他的酒，除瞭自己享用，也是為瞭招待往來朋友。朋友們坐在一起，邊啜邊聊，也是風雅之士的一種做派。有次，我和陸灝（安迪）一起拜訪他，又不是用餐時間，他就開瞭一瓶酒請我們。下酒菜是一種臭臭的像老豆腐般的物事。聽他說是“起司”，我土，從來沒有聽說過，又不好意思問，悶聲看他們怎麼吃，我就怎麼吃。這“起司”，我以後再也沒有享用過。
畫傢黃永玉畫過一幅畫，畫面上，一位身穿長袍大褂的長者，手執紙扇，足趿拖鞋，身旁是一懸梁小壺，題詞：“除卻借書沽酒外，更無一字擾公卿。”這是對范用的最好寫照。油煙處理機
這幅畫，他曾拍成照片，送給朋友，我也得到過一張。畫面上，除瞭題款和“甲子黃永玉作”落款之外，還意猶未盡，又加瞭一句：“挾書又搧扇，想是喝多瞭。”原來，此畫畫成時，范用正好到三裡河黃傢拜訪，黃便把它作為賀歲的禮物送給他。范用很寶愛此畫，把它作為賀卡分送親友。他在照片背面寫瞭這麼一段話：“我非公卿，也耽書，也嗜酒，打酒要錢，難買一醉，茍活如上，大可放心。蕭宜兄一哂，常樂常壽，新年快樂！范用九五，十二，八”。
至於朋友多就更不用說瞭，夏公一句話概括，他說：“范用哪裡是在開書店（出版社），他是在交朋友。”
關於范用，自然更多的是他做書的事。
在北京，曾流行過這麼一句話，×××是什麼話都敢說，×××是什麼文章都敢寫，××是什麼書都敢出。這×油煙處理機價格×，就是指范用。（羅孚《范用溫馨的小書》）
范用出書的大膽，是因為他愛書，愛寫書的人，也源於他的讀書理念。他曾創辦過《讀書》和《新華文摘》這兩本以為讀者導覽為己任的雜志。他在《讀書》亮出的讀書宗旨是，“讀書無禁區”。文章登在當時《讀書》首期第一篇。此文一出，有人不願意，說什麼這是提倡大傢讀《金瓶梅》，是為讀壞書開綠燈。但范用頂住各種壓力，敢於擔當，敢於負責。他在“文革”以後的出版陣地上，慧眼獨具，敢吃螃蟹。
“文革”後，巴金先生有“隨想錄”在香港《大公報》陸續發表，反思“文革”。有人便對《大公報》施加壓力，企圖阻止“隨想錄”的發表。范用知道後，立即給巴老打電話，請求將“隨想錄”交三聯出版。他向巴老保証，全文發表，一字不改。范用先生膽略由此可見。
《傅雷傢書》的出版也冒一定風險。當時，“右派問題還沒有徹底改正，傅聰還戴著‘叛國’的帽子，馬思聰、傅聰還不敢踏上祖國大地的時候，范用已經為《傅雷傢書》的出版而忙碌瞭”。要說最早推動此書出版的，是老作傢樓適夷。
1979年4月下旬，樓適夷赴滬參加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的平反昭雪骨灰安葬儀式，遇到去國二十多年第一次回國為父母盡孝的傅聰。數日後，他們同機回北京，在旅途中，傅聰談到父親數年來給他寫的傢書還都好好保留著。樓適夷是傅雷的老友，他見過傅雷父子的信。1981年他赴滬，正巧與范用同機。他與范談瞭傅氏父子的信，范用立刻看出這批信的價值。他回到北京，設法找到傅敏，希望能把這批信做成一本書。這就是三聯出版的《傅雷傢書》。此書多次再版，前後銷售一百五十萬冊，成為一本暢銷書。
范用先生不僅是一位書籍的助產士，也是書籍熱心的催生婆。他的作者，大多是他熟稔的師友。我與他認識，是他寫瞭一篇紀念他老師陳白塵的文章。他在給我的信中說，“近日趕寫懷念陳白塵老師的文章，南京要出版紀念文集。我想請你看看，筆會傳記那一版可不可以登一登，因為有五千多字（近六千字），我看傳記那一版常登大塊文章。”為配合那篇懷念文章，他還寄來瞭兩封陳白塵先生給他的信，以便我發表文章時作插圖用。陳白塵先生是我景仰的作傢，我在初中時就讀過他的劇作《升官圖》，能編他的文稿，這是我的幸運。白塵先生在信中透露瞭自己的寫作計劃，除瞭已發表的《雲夢斷憶》和正在發表的《寂寞少年》外，他還準備“續寫《少年行》，寫初中讀書到1928年離開學校止，再後寫青年、中年以及老年時代，亦即三年流浪，三年獄中生活，上海亭子間，抗戰前後，解放後十七年等等……共七八冊，形成系列的生活回憶（但我避免叫《回憶錄》這一名稱）性的散文，算作我對人世的告別”。
陳白塵先生給范用先生的信是1984年9月23日寫的，到他1994年5月28日離世，時光過去瞭十年多，范用先生沒有忘記他的老師心中的秘密，他在1995年4月6日給陳虹寫信，“幾乎是命令般地給‘她’下達瞭任務：‘把已經寫成的，包括寫成的和未發表的，都集成一卷，如夏公的《懶尋舊夢錄》那樣的一本，交付出版……’”這就是後來的《對世人的告別》一書。
范用先生的友情，讓陳虹十分感激，她說：“范用先生實在太執著瞭，我不能不為他廚房油煙處理的赤誠所感動。”她特別覺得，在一切都講求經濟效益的年代，有一個並不向錢看的出版傢，更屬難能可貴。
更令人感動的是，書出版後，范用先生又為書的銷售操心。1997年6月1日他在給我的信中說，“陳白塵先生在世時，曾經有計劃寫作一部回憶錄，可惜未終篇就撒手走瞭。遺稿由他的女兒陳虹整理，交三聯出版，現已印成，厚達八百四十頁，每部定價三十八元，這樣貴的書，不作些介紹，恐難銷售。我請三聯將此書編後記寄上一份請斟酌能否在筆會發表。”范用先生已離開三聯多年，照說，他是不必為此費心的。但他念茲在茲：“看到好的稿子，就應該想辦法讓更多的人看。”這讓我想起我的《文匯報》前輩、老師葉岡，他曾說過同樣的話，他說：“過手的佳作一篇又一篇，編者的樂趣莫過於看到這些稿子發排、成型、澆版、印出，受到讀者的歡迎。”范用先生、葉岡先生等老一輩出版人為讀者作者的這份心願，無疑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財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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